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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大转身
时间:2017-02-27  来源:中国青年报


从2014年5月29日到端午节假期,来自江苏省南通市广播电视大学艺术传媒学院的30多名大学生吃住在海安县孙庄镇黄柯村15户农家,参加为期近一周的“体验甘苦,珍惜拥有”农事活动,学割麦子。视觉中国供图(资料图片)

成都广播电视大学也许是中国最小的大学之一:主校区占地面积仅为5亩,相当于3333平方米,只有两栋6层高的小楼。

从全国范围来看,“小”是广播电视大学的共同特点。许多省级电大占地面积不超过百亩,如辽宁电大31亩、甘肃电大21亩、青海电大17亩。教育界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电大没有小学大,小学要比电大大。”

然而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大的办学规模和授课覆盖面,却远远超过了很多普通高校。比如,原先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如今的国家开放大学,目前已经在全国依托省级广播电视大学、地方开放大学设立了44个分部,共有注册在籍学生351万人。

在中国庞杂而喧嚣的教育系统中,电大似乎过于安静,以至于快要被人们遗忘。不为人所知的是,电大这所既“小”又“大”的学校,现如今正在经历一场有史以来最为艰难的转身。

“学历还账”工作结束,远程教育定位受到质疑

今年50多岁的赵刚已经在成都电大工作了9个年头,按他的话说,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个单位”。然而最初来到这里任职的时候,他还有点“不乐意”。

2009年,已经在成都大学做了3年副校长的赵刚得知自己将被调任到成都电大任校长时,向领导申请暂缓调任。当时的他执着地认为,自己只有留在高校才能“做更多事情”。领导一脸惊讶:“还有人不愿意升职的?”

很多人并不清楚,电大也拥有过辉煌。“文革”结束后不久,高等教育百废待兴,人才断层催生了人们对知识、学历文凭的群体性追求。邓小平同志在考察过英国的远程教育之后,毅然决定在国内创办广播电视大学,用远程教育填补高等教育的空白。

一位曾经的电大老校长至今还能回忆起上个世纪80年代电大的学习场景:讲台上没有拿着粉笔的老师,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里面是北大、清华等顶尖高校教师们的身影,几十名同学齐刷刷地盯着这台方方正正的黑盒子,不停在本子上记着笔记。

然而这种学习方式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的普及,电视和广播纷纷从电大的教学设备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轻薄的电脑。而网络带来的知识满溢和信息大爆炸,以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学历还账”工作已基本结束,电大远程教育的定位承受着越来越多的质疑。

“以前的远程教育定位很清晰,就是补偿教育。但是,当补偿教育的任务完成后,远程教育如何定位还不明确。”全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协作组副秘书长陈庚在接受《在线学习》杂志采访时说,“定位不同,培养标准也就不同。所以,明确定位并据此制定出相应的质量标准,是远程教育的当务之急。”

在刚刚接到调任通知时,已经搞了几十年教育工作的赵刚“真不知道电大到底是做什么的”,只能硬着头皮临时查资料。在上任前的一次会议上,领导让他谈谈对电大工作的看法,他没什么底气,试探着说“可能要转型改革”。对面的领导听完,却郑重地点了点头。

实际上,从学历教育到非学历教育,从远程教育到社区教育,从诞生之初,改革的基因就深入电大的骨髓,并缓慢而坚定地持续了将近30年。

社区教育代表的学习型社会的建立,是未来教育模式的发展方向

到青海广播电视大学任校长半年后,杨自沿发现电大的工作并不像亲朋好友口中说得那么“清闲”。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青海电大早年因劳动力市场分割带来的稳定生源等机遇已经不复存在,杨自沿在一篇自述中提到,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一堆新的挑战:生源不稳定、办学网络的分化与重组,以及对高新技术装备投资的风险,等等。而电大系统内部管理、运作机制、外在办学模式的特殊性决定了电大工作的繁杂而琐碎,常常“外行看不懂,内行说不清”。

但随着去年国家一项文件的发布,电大千头万绪的改革方向渐渐明晰起来。

2016年7月,教育部、民政部、科技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文化部、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9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份文件堪称推进社区教育的“里程碑”——上一次国家针对社区教育进行全国性部署,还是2004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推进社区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

“社区教育绝不是精英教育,而是面向居民的普惠教育。”全国社区教育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陈乃林说。这与党在十八大上提出的建设学习型社会战略任务不谋而合。作为推动全民教育的契机,社区教育也是电大转型的重要突破口。

从2009年挂牌成立社区大学以来,赵刚正好经历了成都电大向社区教育转型的整个过程。在赵刚看来,社区教育所代表的学习型社会的建立也是未来教育模式的发展方向。赵刚给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联合国的最新统计数据,中国的人均寿命为76.3岁,如果只重视学校教育,每个人一生受教育的时间也仅为22年。“有整整54年的时间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赵刚的语气中充满了痛惜。“教育不是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只在最初的几百米冲刺,真的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吗?”

教育部社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常务副主任周延军认为,以电大为依托开展社区教育的办学模式,将越来越成为趋势。

2010年10月,教育部人事司批准成立教育部社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与国家开放大学社区教育研究中心合署办公。据统计,目前全国已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当地电大挂牌设立社区教育指导服务中心(社区大学),承担着社区教育指导、服务、统筹等职责,对辖区社区教育进行纵向管理及指导。而东部大部分地区,西部以成都市为代表也已经依托电大系统形成了完整的社区教育办学体系。

2016年,成都社区大学系统共开设2462门公益课,发布两册“最成都·市民课堂”学习地图,课程大多是摄影、烘焙、游学、茶艺等贴近生活的项目,年服务市民超过300万人次。

对赵刚来说,他对电大的感情也早已从“不太情愿”变成了“庆幸”。“要是我一直在围墙内的校园里,可能一辈子也无法理解终身学习和社区教育的重要性”。

电大教育服务的对象不在围墙里,而是遍布国家的每个角落

“我们是灵魂在前头,躯体没有跟上。”这是赵刚经常跟同事们说的一句玩笑话。在丰富多彩的2462门公益课背后,薄弱的资金支持是当前的头等难题。成都电大副校长刁元园表示,虽然每年财政拨款在增加,但如果将市级财政经费分摊到辖区内所有公民身上,每人能分到的“连一元都不到”。

周延军指出,财政支持和法律法规建设是当前社区教育需要解决的两大瓶颈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取得突破,才能迎来社区教育的健康良性发展。在《意见》第三部分“保障措施”中,用将近300字的篇幅提出了“市场有效介入”问题,拓宽经费投入渠道。“我认为这是最大的亮点”。

在他看来,必须在政府统筹下逐步开放社区教育市场,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外包、委托管理、经费补助等方式,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和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社会组织、社会资本等积极进入这一领域,并创造一个透明、公开、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在市场运作过程中,要引入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建立监督机制,对资金、项目进行审计、审核,项目完成后还要进行评估。

庄俭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边界在哪里,或者提供到什么程度。“如果边界厘清了,那么边界之外的就可以完全交予市场”,他说,“所以,探索政府投入、社会捐赠、学习者合理分担的社区教育投入机制,是下一步的重要任务,这也是社区教育发展专业化的体现。”

在成都青羊区社区学院,乒乓球课就是与一家专业健身机构合作开展的,亲子游戏课也是与专业托管机构进行合作。部分课程的高级阶段也会向市民适当收取一些费用。而在全市,成都社区大学与中国电信合作开展的“教老年人学手机”的公益课也已经进行了两三个月。上课场地就在中国电信遍布在全市各个社区内部的网点,上课的老师也是店内原本的工作人员,老年人可以随时前去进行学习,学校和电信双方也互免费用。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社区教育的主要对象依然是少年和老年人,青年和中年人群体相对薄弱。赵刚认为这是正常的,“在社区教育发展初期,对群体的均等化也不必太过强求”。但是针对白领群体的课程,却已经在悄悄酝酿中。

在他看来,现在面临的一个更加紧迫的问题是国家层面对社区教育的立法。日前,《成都市社区教育促进条例》已经通过省人大审议,并于今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

国家层面,应该“尽快出台酝酿已久的《终身教育法》”。周延军表示,“法律法规代表了国家、地方的意志,真正消除制约社区教育发展瓶颈最终还是要通过立法和严格执法。”

现在,赵刚最初来电大工作的“不高兴”早已消散,他总是自豪地告诉别人,自己提供教育服务的对象不在某个围墙里,而是遍布这座城市、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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